本书通过对武夷山梅村村落的民族志式田野调查，探讨当代中国汉人乡土社会的文化变迁与制度变迁的关系，内容包括梅村的历史与社区营建，梅村的茶叶经济，梅村的市场交易，梅村的民居建筑，梅村的饮食文化，梅村的邹氏宗族，梅村的婚姻、家庭与姓氏迁移，梅村的正式权力，梅村的非正式文化权力，梅村人的生命礼仪，梅村的医疗保健系统等。

本书由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林美容女士撰著。作者通过十几年的田野调查，对遍布于台湾的妈祖信仰的来源、基本概念、本质、发展等作了理论阐述，并全面论述了妈祖信仰与宗教组织、妈祖信仰与民俗艺团、妈祖信仰与地方社团等妈祖信仰与汉人社会关系问题，并提出了信徙组织的“信仰圈”与“祭祀圈”的创新界定。作者出因执著于此而被国内外学界誉称为“妈祖婆”、“南港妈祖”。 本书内容大致偏向台湾妈祖信仰之社会面与文化面意涵的探讨，特别是妈祖信仰与台湾之地域社会及民俗曲艺的关系，是作者一向研究的重点。 本书虽未包含作者有关妈祖信仰之著作的全部，但大致完整呈现了目前为止作者在妈祖研究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作为透过妈祖信仰理解台湾传统社会与文化的主要参考书。

王铭铭 1962年出生于福建泉州。1987年厦门大学人类学硕士，1992年伦敦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1993、1994、1995年伦敦城市大学、爱丁堡大学、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人类学与民俗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伦敦城市大学中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会员。已出版译著《当代人类学》、专著《文化格局与人的表述》、《社区的历程》，另发表中外文学术论文四十余篇。

在写作本书时，我的主要考虑是要对中外社会人类学者研究中国问题时提出的论点进行较为全面的评述。此外，我还想通过此书的写作对社会人类学视角及其在具体研究中的运用作出一个交代。第一章是对社会人类学和中国学关系的简要评论，其目的在于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引入“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路径”，提出社会人类学与汉学人类学之问关系存在即问题。第二章总结吴文藻、费孝通等开创的中国社区研究学派的理论，但是也试图把它们放在社会人类学民族志方法问题中讨论，其中涉及的“民族志方法是否足以代表中国社会”的问题也将与中国人类学未来面向的讨论联系起来。第三章是对被称为“汉学人类学导师”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理论的评述，其焦点是中国宗族研究中社会与国家关系分析的内在困境j听要解决的是社会人类学从“简单社会”转入“复杂的文明社会”之后出现的方法论和理论独特性...(展开全部)

《人类学的邀请：认识自我和他者》是一部人类学入门经典，风行国外高校多年。中文版译自全新英文第四版，在旧版基础上做了大幅更新。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人类学、文化和民族志”，集中介绍基础假设和概念，它们自现代人类学开端，就推动了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随后重点将缩小到文化（尤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上，探究了一些具有推动作用的故事、隐喻和分析，当代人类学家都是从这些内容中获得他们的灵感、理论和方法论的。第二部分“民族学：一些人类问题”，探究了三个跨文化的人类问题：社会性别、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和宗教。书中列举了大量引人入胜的例子，来展示人类学观点如何应用于个人、地区乃至世界层面的现实议题。 作者卢克·拉斯特致力于激发读者跳出书本，探索书外鲜活的世界，并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投入广阔的人类学天地。若想了解人类学这个充满多样性的迷人领域，本书是一部相当简明实用...(展开全部)

本书修订后框架保持不变，仍然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人类学、文化和民族志，集中介绍基础假设和概念，它们自现代人类学开端（尤其是在美国，但又不完全局限在美国），就推动了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接下来，我把重点进一步缩小到文化上（尤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探究了一些具有推动作用的故事、隐喻和分析，当代人类学家都是从这些内容中获得他们的灵感、理论和方法论的。在第二部分，民族学，探究了三个跨文化的人类问题：社会性别、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和宗教。

《华中药市的崛起:个发展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内容简介：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历史很久，但是国家发展计划无疑是20世纪才有的发明。由于这种后革命时代的通常由国家、地方政府启动的发展计划并不总是像其宣称的那样有效，常会带来一些始料未及的社会后果，普通百姓便不仅要认同国家对发展计划的必要性的看法，还必须分担因此而产生的所有收益与代价。本书借由“交织的社会逻辑”视角，描绘了华中一家药市的发展历程。本书发现，当国家发展计划是一种囿于欧美式的现代性想象时，华中这家药市的崛起演变成了一种发展的悖论：一面是药市的蓬勃发展，一面是中药材集散深深的困境。或许，直至今日我们仍缺乏足够的现实主义态度承认，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我们还尚未厘清自己的位置。

《华中药市的崛起:个发展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内容简介：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历史很久，但是国家发展计划无疑是20世纪才有的发明。由于这种后革命时代的通常由国家、地方政府启动的发展计划并不总是像其宣称的那样有效，常会带来一些始料未及的社会后果，普通百姓便不仅要认同国家对发展计划的必要性的看法，还必须分担因此而产生的所有收益与代价。本书借由“交织的社会逻辑”视角，描绘了华中一家药市的发展历程。本书发现，当国家发展计划是一种囿于欧美式的现代性想象时，华中这家药市的崛起演变成了一种发展的悖论：一面是药市的蓬勃发展，一面是中药材集散深深的困境。或许，直至今日我们仍缺乏足够的现实主义态度承认，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我们还尚未厘清自己的位置。